地图收藏之最早珍品——《增订广舆记》

地图收藏之最早珍品——《增订广舆记》

一

我收藏的众多地图当中,年代最早的当属清人蔡方炳增补汇辑的木刻本《增订广舆记》。牌记上书“乾隆庚午年新镌，蔡九霞先生汇辑”及“三畏堂藏板”字样；共二十四卷十六册，其中一至八册作上套，九至十六册作下套，应是分装上下两函的。第一册和第九册封面题签上端有“光德堂”三字，也就是刊印此书的书坊，清代苏州有“古吴光德堂”，详情已无可考。原持有者在每册前后均加装了蓝色的皮纸保护，并重新进行装订。为保险起见，笔者专门定制了楠木夹板，以利于保护和收藏，延长其寿命。

乾隆庚午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年），距今已250多年。竹纸印刷,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栏，每半叶10行，行18字，小字双行同；开本大,版框约25×15厘米。字体较大，清晰易读，特别是序文字大如斗，每半叶5行，行11字，端正饱满，清雅大方；康熙以后广为流行的横细竖粗，撇长而精，捺肥而拙，右折横亦肥粗的仿宋体特征尤其明显。整体镌刻精美，版式疏朗，呈典型的清中期版刻风貌。除因年代久远纸张发脆变黄、翻阅需小心翼翼外，保存基本算是完好,堪称笔者地图收藏中的老寿星了!

二

《增订广舆记》原为晚明华亭人（上海青浦）陆应阳编纂的《广舆记》，经蔡方炳增补修订后，最早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刊行于世，其内容较陆氏原本更加完备、准确。全书前22卷按省编排，末2卷为“九边”和“外译”，各卷首页皆有注明“云间陆应阳伯生原纂、平江蔡方炳九霞增辑”。各省大致先列全省总略，后依次按建制沿革、形胜、山川、土产、关梁、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十三项逐条解说。蔡方炳在凡例中对全书增补修订的要点作了详细的说明（序号为笔者所加）：

“一、阅《广舆记》者，取其一编中，而天下之大势了然也。然画疆分界，时异世殊，虽载在沿革而散漫难稽。今另列提要一则于卷首，庶提挈具有纲领，此固原本所未备也。（即增加提要于序言之后，以起到总揽全书、提纲挈领的作用）

二、封壤既别，风气固殊。各省形势之险易，民俗之淳漓；以及累朝官师改设之不一，政治繁简之难齐，未可概视。今各叙通省总略于前，庶先王省方观民设教之意开卷而知，亦原本所无也。（即各省通论前增加全省总略，省方观民设教，意即观察各地民情风俗，实施教化）

三、疆域广狭，赋税多寡，此有事一方者所宜首悉，原本不载殊为阙如。今照《一统志》增入，各府州之下其属邑未能悉载，虑卷帙繁重也。（即增加至府一级的政区疆域四至和赋税数目，县一级则顾及卷帙繁重而未予考虑）

四、建置沿革，原本所纂务崇简要，间有缺略。今悉增入至明代所设近而可征，故尤加详焉。若本朝所或因或革，则系一王成宪，更未敢忽而弗详也。盛京为兴王重地，犹明代之有南京，志载乌容弗备。原本以辽东附山东后，有乖本朝典制。今特标出盛京，其所设之府州县，所有之山川、名宦、人物，皆增所未备。而南京则改列为省，庶有合尊王之义云。（即建置沿革延至明代，而盛京为满清龙兴之地，原本附于山东之后与当朝典制不符，编者特改作盛京增补入内）

五、时代有更，山川无改，崇山大川原本备矣。一丘一壑之胜，又琐不胜载，似无庸增益。第有昔人战争会盟之所，历览游息之处，览古者往往举其事而不能名其地，故择其确有考据者量为增入，所增古迹亦仿此意。（即名胜古迹酌情增加）

六、名宦人物，原本自元而止，今则益之以明三百年来，名贤接踵而卷帙有限，登载不尽。况原本体式止取一言一行以资风雅，故仍从之。必考诸传纪见于刻本者方为登载，至唐宋金元，有其人其事卓卓可传者，亦多增入。发潜阐幽似微具苦心焉。（即名人名流延至明代，之前各代有遗漏的也予以增补收录）

七、古人传列女原不专属，贞节凡贤母才女皆是。至仙释者流，必著有灵异方堪表章，故登载未敢滥觞也。（即列女及仙佛选取标准，贤母才女皆可入贞节，灵异显著方能入仙家）

八、外域虽非禹服，然亦王化所沾，故原本并载焉。至若朝鲜之俗近中华，安南之曾入版籍，似未可概从简略。今悉考据增订，以备殊观。”（即藩属外邦部分增订朝鲜、越南的条目）

编者在提要中说：“国朝定天下为两京十四省，京师直隶、盛京（即辽东）、江南（分二布政司，一辖江宁、苏松常镇淮扬七府，徐州一州；一辖安庆、徽宁池太卢凤七府，滁和、广德三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分二布政司，一辖西安、延凤汉四府，兴安一州；一辖巩昌、平庆临四府）、浙江、江西、湖广（分二布政司，一辖湖北之武昌、汉、黄州、荆襄郧安德八府；一辖湖南长沙、衡永辰常岳宝七府，郴、靖二州）、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这里，直隶在康熙八年(1669年)就已称作直隶省了，实际上有十五省。

三

晚清学者徐继畲有言：“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但凡有志无图者皆可谓美中不足之作。编者亦当知晓此理，特专列地图于卷首第一册。共18幅，称“广舆图”。第一幅为广舆总图,其后依次是：直隶、江南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广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陕西二、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广舆图”最早来自于明代罗洪先所著，影响极其深远，仿照绘制颇为繁多。蔡氏版本同样采用罗洪先“广舆图”为底本绘成，惜删掉了方格网，既无“计里画方”，也无经纬度表示。“从《广舆总图》中黄河河源的形状和没有绘制长城来看，其底图应当使用的是《广舆图》万历钱岱刻本之前的某一版本。”（《广舆图》史话P78，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15），成一农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

大概是有了现成底图的便利，编者偷工减料，只是作了一些微调，比如在行政区划上要符合当下的现势状况。 “广舆图”大体上采用方志中“四至八道”的数据和“极坐标投影法”绘制，它的准确性抑或精确度显然是无法与今天的地图相比的，失真走样、误差过大。（可参见《广舆图》史话P106～116）但就当时而论，怎么说也算那个年代的高水准了。

地图中表述出现错误失实的地方也有不少，这是局限于历史条件所至，编者难以一一实地考证踏查，无可厚非。如贵州省图，流经都匀的河流是长江支流沅江上源的清水江（都匀境内称剑江、龙头江、清水河等），图中却错绘成了西江支流柳江的上源，“此水名福禄江（即都柳江）”，其实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都匀的这条河是流到广西去的。都柳江发源于独山境内，图中却画到草塘（今瓮安境内）旁边了。“此水下合柳江即右江”，《清史稿卷七十三·广西》载：“黔江上流即柳江，一曰右江。……郁江一曰左江。”广西历史上的大左右江之称跟今天左右江（小左右江）是有所区别的。再往南又有一河流“此水名都泥江下合柳江”，都泥江即今天的红水河，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后（象州县境内）到桂平县郁江口处即是西江干流黔江段。郁江上流称邕江，邕江则是由左右江汇合而来。而沅江源却标到施溪（今玉屏境内）、太平（今江口境内）一线去了。另外，在地名标注上，书中载都匀府领县二州二长官司七，即都匀县、清平县（今凯里），麻哈州（今麻江）、独山州，以及邦水、平浪、平州六洞（今平塘）、合江（今三都境内）、乐平（今麻江境内）、平定（今麻江境内）、丰宁（今独山境内）七个长官司，图中均一一标出，唯独“平浪”标作不明就里的“×泉”。此类错误，各省图幅皆有存在，不一而足，于此不再举例。

贵州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省后直至清初，其形状貌似一只小狗，与今天的模样大相径庭。最大的缘由就是整个遵义（播州）是归四川管辖的，图中在四川省南端清楚地标明了“贵州界”和“龙坑界（今遵义市播州区龙坑镇）”，但贵州图未见这一标注文字，似已将该地按贵州省管辖地域划入。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毕节以北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入贵州。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与今一致。

总之，蔡氏《增订广舆记》是一部以图记名之的古代中国分省地图集，也是研究明、清地图史的重要版本。在晚明至清末地图发展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四库总目提要》对该书述评是: “国朝蔡方炳撰。方炳字九霞，号息关，昆山人。明山西巡抚懋德之子也。是编因明陆应旸《广舆记》而稍删补之。大抵钞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自列其父于“人物”中，亦乖体例。懋德不愧于人物，宜待天下后世记之，不可出自方炳。方炳自作家传，亦无不可，特不可载于舆记也。”

蔡方炳（1626～1709年）,字九霞，号息关，别号息关学者，江苏昆山人，长洲籍。明季诸生。入清，韬晦穷居，所至不过金陵、姑苏，而贤名远近。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托病不与试。性嗜学，于理学，政治，典故，多所篹辑。工诗文，兼善行草。著有《耻存斋集》二十卷，《广治平略》正续四十四卷，《增订广舆记》二十四卷，《愤助编》二卷，《铨政记》一卷，《马政志》一卷，《历代茶榷志》一卷，《长洲县志》二十二卷，《编纲鉴汇编》四十卷。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文苑传》、《清诗记事》等。

四

蔡方炳编纂增订此书主要是为了达到“以资考镜”的目的，“考镜”即参证借鉴的意思，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以古人成败之略”来“为证明地图之用”的一贯有之、传承有自的学术传统，同时编者又虑及“一统志则职详，而广舆记则职要”，此书更有方便士子参阅的功效。其知名度虽不及《读史方舆纪要》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但二顾之作在康雍乾时期是被禁止公开发行的，因此蔡氏所著在那个年代就更有普及国家版图及国家地理基础知识的启蒙读物和教材的作用了。

值得称道之处还有编者在书中的一些观点，于今看来也是相当出色的，他在提要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分论天下之大势，西北之风浑其失也悍，东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故西北以强胜而多失之乱，东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风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东南之人诈其失也易，故西北之政宜以严致平，东南之政宜以宽为治，此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而不勤种植，东南之地瘠而善治田畴，故西北裕于财而恒患饥，东南苦于贫而尚足食，此食货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劲其失也肆，东南之兵嚣其得也锐，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东南之兵利于速战，此兵革之各有得失也。”

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此论与中国地缘政治规律高度契合，最为成功的当属新中国的建立，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自东南经西南，北上陕北创设陕甘宁边区，而后经河北西柏坡进京，再至东北终取天下，这一路线“盖若天所助”，跟编者、司马迁所论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路径是如此，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路径是如此，可以肯定，今后中国“强起来”的路径还必将如此。”（见《战略学札记》P294、P426-428张文木著，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