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年复刻改编的《订正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

《订正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原名《历代地理沿革图》，最先由清代学者、地理学家李兆洛弟子六承如襄修绘撰，作为李氏所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一书的辅助参考。《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在最初刊行时，该图并未同时印行于世。后厉云官在此基础上编《历代沿革图》。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汇刻了一部包括《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在内的几种李氏著作，称为《李氏五种合刊》，简称《李氏五种》，亦通称《李申耆五种》，其中就有一部《历代地理沿革图》。由马征麟以厉云官图加以订正增补改绘，计自《禹贡》九州至《明地理志》共二十二图。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先生在其《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一文中对此事有详细叙述如下：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李鸿章命人在南京重新汇刻包括《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在内的几种李兆洛学术著作，其中也包括有一部《历代地理沿革图》。关于这部历史地图的来历，李鸿章有叙述说：“江阴六氏旧有《历代沿革图》，盖编是书（德勇案指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时所作而未及合刊者，兵燹后益少传本。因属友人物色得之。”按照上述说法，李鸿章这次刊刻的《历代地理沿革图》似乎就应当是六承如所绘制的地图，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李鸿章刊刻这部《历代地理沿革图》时，不仅没有直接利用六承如绘制的舆地沿革图，而且也根本没有找到六氏地图的原本，具体从事此图刊刻事宜的马徵麟，对此本来做有清楚的记述，即上文所说之该图已经“不可复得”。按照马徵麟的记述，当时实际出面主持这次刻书的主事人是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字薌亭），而桂嵩庆手里得到的相关同类地图，是一位名叫厉云官的人在六承如旧图基础上增添改绘的一套舆地沿革图。

    厉云官字伯符，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举人，官至湖北布政使，卒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厉云官去世后，有人为其撰述墓志铭，称述说厉氏“生平于书无所不读，著述多散佚。中年后始择可存者弆诸箧笥，乃贼至汉口，悉毁于火，无片纸只字矣”。现今所知除了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不分卷的“厉伯符函牍”稿本之外，厉氏著述确实别无传本，但他绘制的这部舆地沿革图，却在同治三年（公元1804年）正式梓行，桂嵩庆和马徵麟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时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镌印本，而且至今仍有印本存世，题作“历代沿革图”。

    马徵麟称厉云官绘制的这部《历代沿革图》，是在六氏旧本的基础上“补《禹贡》、《尔雅》、《职方》及五代各图”，可能因无缘获睹六承如原图而所说有一定差误。盖上文引述李兆洛语明确讲到六氏绘制此图，系“以上古《禹贡》、三代、春秋、战国为经始”，而六承如本人在谈到绘制这一地图时，也是首举其“填写《禹贡》”一事；况且厉氏本人亦自言其所绘《历代沿革图》，乃是在六氏旧图的基础上，“改订近儒所言三江九河并补《尔雅》、《职方》及五代各图而刊之”。因此，至少其中的《禹贡》一图，不会完全出自凭空增补，应当是重新改订编绘了“三江九河”等项内容。除去这种对旧图的修订，按照曹婉如比对的结果，实际上厉云官在这部图集中只是新增绘有《尔雅殷制图》、《职方周制图》、《三国疆域图》和《五代十国图》四幅地图；其他诸图的内容，则大多较六氏原图要更为简略。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桂嵩庆按照李鸿章的指示准备刊刻一部舆地沿革图集，以便与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相匹配时，即是延请马徵麟协助校刊厉云官的《历代沿革图》。马徵麟自言对厉氏原图“略加订正，析殷制、《尔雅》为二，增秦郡一图”，并且“各系谬论于纸尾”，“惟春秋一图，疏漏亦多，篇幅太隘，未能悉补，须另作拓本，故俟异日”。这部图集内封面上题写的书名一如厉云官旧图，书作“历代沿革图”，而内文书口处以及目录卷端俱题作“历代地理沿革图”，故后世多通称作《历代地理沿革图》。图集内封面背署“同治十年刻于金陵”，而马徵麟序撰写于“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既望”，因此，应当大致增改刊刻于同治十年至十一年（公元1871～1872）之间。同厉云官原图一样，马徵麟增修的这部《历代地理沿革图》，也是采用朱墨古今对照的双色套印方式印制。

    《历代地理沿革图》刊行后不久即传入了邻国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年）7月，东京奎文堂以此为蓝本，复刻改编了原图，称为《订正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由林丑人校定训点（所谓训点就是日本人读汉文时注在汉字旁或下方的日文字母及标点符号），酒井拾彦制图。大三十二开（22.5×15.5CM）线装木刻本。

    为什么叫做“复刻改编”。因为他在装帧、版式等原汁原味照搬过来之后，还加进了自己的一些内容，所以书名有“订正”二字。首先增加了“清地理志图“，比原本多了一幅共23幅，依次为禹贡九州图、殷九有图、职方九州图、尔雅释地图、春秋列国图、战国七雄图、秦三十六郡图、汉地理志图、东汉郡国志图、三国疆域图、晋地理志图、南宋州郡志图、南齐州郡志图、北魏地形志图、隋地理志图、唐地理志图、五代职方考图、宋地理志图、辽地理志图、金地理志图、元地理志图、明地理志图、清地理志图。其中自禹贡九州图到晋地理志图11幅后附有解说。

    其次在地图绘制上在保留原本的特色（如仍采用朱墨套印，朱色为今，墨色为古）之外，舍弃了原本过于失真的比例，而重新绘制了底图，并增加了毛毛虫式的山脉地形走向，以及经纬度、比例尺（标示了意大利、中国、英国三种）和凡例（图例）。虽然失真的情况并未百分之百地纠正过来，但和原图比较还是要精准得多了。由此观之，日人翻刻距原本印行不过数年，但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之下，绘图技术和理念已逐渐趋于领先之势。

    李鸿章在该书序中说道：“夫舆地之学，为读史第一要义，治化兴替，利病之由，形势轻重，兵家胜负之迹，胥于是观之。”“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在实际政治、军事活动中借鉴前人利用地理形势的经验，应当是清朝后期编绘历史地理图集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这正是当时的基本着眼点。”（辛德勇《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日人翻刻此书，还特别添加了“清地理志图”，亦是敏锐地体会到了这个昔日一直尊之为师的天朝上国发生的剧烈动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手持此卷，以观世变，翻刻缘由即在于此。

（2014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