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翀及其《鹤楼集》（上）

纪念张翀诞辰四百九十周年

    张翀乃明代柳州八贤之一。因弹劾严嵩父子专权乱政，被谪戌贵州都匀近十年之久。谪戌期间，张翀潜心学问，都匀士子“从游者日众”，捐钱建楼请他讲学。可谓“天下仰之，若景星庆云”。张翀对都匀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发性的贡献，居功甚伟。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二月，身为刑部主事（相当于司局高级官员）的张翀上奏朝廷《亟处大奸巨恶以谢天下疏》弹劾当朝宰相内阁首辅严嵩，奏疏从边防、财赋、人才三方面揭发了严嵩营私乱政的罪恶，要求嘉靖皇帝对严嵩给予责谴，以平众愤和振奋守边将士，并因此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同日，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主事董传策亦上奏弹劾。

    严嵩以“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反诬张翀等人犯上作乱。嘉靖皇帝宠信严嵩，不分青红皂白，将张翀、吴时来、董传策视为叛逆奸臣，将三人同下诏狱。并被罚廷杖。事后，朝官郑晓据理力争替张翀说话，张翀才得免死罪。随即被谪戍都匀。直至穆宗隆庆皇帝嗣位，才召补为吏部稽勋司，后历任要职，以刑部侍郎致仕回乡。

    张翀勇斗奸臣严嵩，名闻天下，为世人所称颂。都匀的民众都十分敬重张翀的气节。贵州巡抚吴维岳称 “都匀诸生群造其门，执经求从弟子列，则相与论古今忠孝事及吾儒性命之学，都匀风教寝明异傍郡”（《鹤楼集·序》）。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都匀知府区维翰为了纪念张翀文化教育的开辟之功，在明代观音寺的遗址上建造书院，取名为“鹤楼书院”（今都匀一中附近）。明代贵州巡抚江东之将王守仁（即王阳明）、邹元标、张翀三人并称为贵州文化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三迁客”，肯定了张翀在贵州文化教育史上，特别是对历史上文化较为落后的都匀地区创文教之举、开风气之先的特殊地位。

    遗憾的是，这一促进了都匀文化事业发展的先贤似乎已被遗忘殆尽，如今的都匀，留下的些许痕迹，也就剩他亲自易名为“龙山”的蟒山（或称西山）横卧在匀城一侧，恐怕亦无几人得知此缘由。还有他留在东山半坡的十六字摩崖（摩崖原刻已毁于文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重修），恐怕亦无人知晓此来龙去脉，甚至十有九个半人不识“翀”字。

    而其留下的诗文集《鹤楼集》更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寻不得一叶半纸，在中国大地失传已久。其在都匀谪戍期间写下的大量优美的诗文作品不为世人所知，不为都匀人所知。诗文的缺失，造成了其知名度在世间远远低于王阳明和邹元标。其思想体系及世界观形成的主要著作《浑然子》亦在都匀写就，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虽单独收录于明人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丛书中，但影响甚微，殊为可叹。如今，《鹤楼集》这一天壤孤椠被发现收藏于日本东京的皇家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中。2005年，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此藏本影印出版，使我们得以一览《鹤楼集》的全貌，也使我们得以全面了解张翀的道德文章，可谓是功德无量。

    《鹤楼集》的诗文大多作于谪戍都匀期间，其思想体系也在都匀酝酿乃至最终形成，这是一个值得都匀大书特书的地方。提高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发掘出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张翀和他的《鹤楼集》是必须要加以深入研究和利用的。

     关于张翀及其《鹤楼集》的有关诸多问题，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京华出版社2005年出版《柳州乡贤著述影印丛刊·鹤楼集》影印前言已有详尽叙述，现全文抄录于下，以兹共享：

     张翀（1525—1579年），字子仪，号鹤楼，明广西柳州卫籍马平县（今柳州市）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云南司主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给事中吴时来疏论严嵩奸状，次日，张翀与同部主事董传策两疏继上，俱下镇抚司讯所主使。初拟大辟之罪，以朝官力救，改廷杖。四月四日奉旨：“各犯都发烟瘴卫，但逃，杀了！”张翀戍都匀（吴时来戍横州、董传策戍南宁）。五月，起程。四十五年，释归。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五日，起补刑部浙江司主事。旋改吏部验封司主事，历升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中、太常寺少卿。二年二月五日，擢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四年四月二日，改巡抚湖广。隆庆五年，晋大理寺正卿，未到任。是年五月十三日，升兵部右侍郎。九月十日，以侍养告归。万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75年1月8日），起授总督漕运，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三年十一月七日，入为刑部右侍郎。四年二月八日，以疾归。七年八月，卒于家。八年四月八日，谕祭葬。墓在柳州市郊柳东乡油榨村旁。万历三十三年八月，追赠兵部尚书衔。三十七年，赐谥“忠简”。著作有《鹤楼集》、传奇《锦囊记》（久佚）。《明史》立传。

     张翀以《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而名闻天下，著于史册。一生亢直，气节才谋为海内所重，颇具名臣风概。他的著作《鹤楼集》自明末行世以来，数百年孤踪秘迹，久不为外间所知，学者往往以佚籍目之。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已无《鹤楼集》收藏的著录，而存世孤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本办公室通过有关渠道得到此书复印本，今以影印方式再版。天壤孤椠，一朝重光。兹将《鹤楼集》版本流传、诗文内容概要以及张翀著述的相关问题作一阐述。

一

     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鹤楼集》为天壤仅存的孤本。此书每册首页钤“秘阁图书之章”（阳文），为日本红叶山文库藏书用印。与此印相随，另有一小印压钤于各册首页首字，文字不可辨。此书流入日本后收藏于红叶山文库（亦称枫山文库）。日本明治六年（1873年）起，红叶山书库由太政大臣接管，明治十七年，归并入太政官文库。至明治十八年十二月，随着太政官废止和内阁文库的建立，遂改称为“内阁文库”。红叶山文库先后用过三式藏印，《鹤楼集》上的钤印为第三式，于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后启用。明治十九年起，内阁文库启用“日本政府图书印”，原红叶山文库“秘阁图书之章”废止。因此，可知《鹤楼集》一书入藏红叶山文库时间是明治十二年至明治十八年，即清光绪五年至光绪十一年。

    《鹤楼集》为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序刊本。全书分装四册。书衣题名非明刻本原式，当为入藏日本内阁文库后重加的装订。无封面页及刻书牌记。全书每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单鱼尾，四周双栏。版框高21.6厘米，宽14.7厘米。版刻文字体为嘉靖至隆庆年间典型的风格，字体极力摹仿宋人，字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严谨。字体方正。各卷版心下间或有刻工之名，可辨认者“徐升”（或作“徐昇”、或作“升”、“昇”）、“朝”、“湛”、“葵”、“惠”、“稳”、“心”、“昌”等。据载，徐升（或署作“徐昇”）为明代嘉靖年间浙江地区的刻字工人，曾参加刊刻过《范氏奇书》等。其它刻工仅记名而未详其姓。

    书前有嘉靖甲子季春望日吴维嶽《‹鹤楼集›序》，嘉靖甲子春仲祁清《‹鹤楼集›叙》及王元春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大中丞鹤楼先生文集›序》三篇。吴维嶽（1514—1569年），字峻伯，号霁寰，孝丰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曾与李攀龙倡诗社，为嘉靖“广五子”之一。张翀于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为吴维嶽《天目山斋藏稿》作序，题款“嘉靖甲子春仲月柳州张翀谨序”，见于嘉靖刻本《天目山斋岁编》卷前，亦收录于《鹤楼集》。吴维嶽序云：“今见清平石都督谈都匀诸生锓鹤楼张子诗文事。云张子之戍都匀也，事载国史。比至，旦夕荷殳从其长役役不倦，暇则逍遥图史，呤咏以自娱。都匀诸生群造其门，执经求从弟子列，则相与论古今忠孝事及吾儒性命之学，都匀风教寝明异傍郡。张子所居河外有孤峰崒嵂，麓广数十里，张子时披榛棘登眺焉，都匀好事者因即其坦燥流泉处构楼以居张子。而诸生从之游者日录其所为诗文，次第成帙，谋锓以传。张子既不欲以烦人，诸生顾力亦未即能成事。一旦山半有树，不斧而扑，漫然往观，则梨树也，盖最宜受锓者。诸生遂以锓张子集。”序中“石都督”即石邦宪（1507—1568年），字希尹，号南溪，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中嗣世职为指挥使，充总兵官，进署都督同知。《明史》有传。《鹤楼集》中有《赠南溪石总戍》诗：“老将西南日，雄提百万兵。斗牛横剑气，草木动风声。得士黄金贱，投壶白玉轻。池中谁赤子，天外有长城。”石邦宪亦有《次韵答张子仪先生》诗，收录于清莫友芝《黔诗纪略》。诗云：“叹息西南服，频年未解兵。无才当重任，野战浪驰声。圣主恩何厚，微劳报已轻。残躯能健在，誓靖百蛮城。”据序，吴维嶽巡抚贵州时因石邦宪知都匀诸生辑刊张翀《鹤楼集》之举，读其集而欣然为序。次序作者祁清（1510—1570年），字子扬，号蒙泉，山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授保宁府司理，迁南京礼科给事中，官至陕西布政使。《‹鹤楼集›叙》亦提及都匀诸生辑刊张翀诗文集之事：“都匀士咸知爱重化，每获公文，视同拱璧。门人黄生辈寿诸梓，冀传之不朽，以寄爱思。”

    《鹤楼集》都匀刊本未见于版本书目著录，刻本久佚不存。明万历年间，理学家邹元标（1555—1624年，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于万历五年（1577年）因得罪权相张居正贬戍都匀。他在《‹龙山志›引》中提到曾读过《鹤楼集》：“余为童子时，有传鹤楼先生集至文江者，从旁窥囗至《龙山道院记》，恍游员峤、方壶，恨不旦暮往，足未开，曲折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邹元标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隆庆四年（1570年）时十六岁（按：未成年者称为童子，《仪礼丧服》郑玄注：“童子，未冠之称”）。从时间上看，隆庆四年也在邹元标及冠年龄之内，因此不能断定他读到的是嘉靖四十三年都匀刊本还是隆庆四年巡抚南赣时的刊本。

    王元春序为隆庆四年刊本《鹤楼集》而作，是断定刊刻时间的重要依据。王元春，字孟和，号图南，浙江山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授南昌府推官，擢户科给事中，历江西参政，官至陕西按察使。此序分为两部分，为写作时间相隔不久的同一时期所作。前序云：“嘉靖戊午春备数谏垣，获读先生劾元恶疏，乃忸然惭，喟然叹曰：此言官责也。顾鳏厥官不言，而先生独敢言之，岂不伟然大丈夫哉！其时冀一见为快，且愿从先生游，以乐观其深，而先生被谪，即就道，未能也。暨今上登极，起先生于铨曹。未几，岁戊辰即奉命出镇虔南。乃以地方职事相关，岁时庆贺，例得奉谒，获数数见焉，遂得稔知先生平生。其奉太夫人尽孝，事伯兄尽敬，交朋友尽信。而聆论议，睹施为，皆光明，俊伟，特达，慷慨，不群也。因窃自喜曰：昔日欲一见而不可得，乃今不惟见之数，而且得观先生之深，亦幸哉！亦幸哉！久之，出平日所为诗文三帙示教之，复不以鄙陋而命之序。”后序署款“隆庆四年四月，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右参政王元春撰”。与王元春序的时间相吻合，《虔台疏集》中编次于最末的《剿平出劫积年巢贼地方宁靖并分别功罪疏》标注时间为隆庆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据奏，张翀巡抚南赣剿办事务告成。因此，隆庆四年四月是《鹤楼集》付刊的时间标志。

二

    传记中关于张翀著述的记载最早见于与张翀同时代的郭棐（字笃周，号梦菊，广东番禺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四十一年进士，历官广西右江副使，晋光禄寺卿，著有《粤大记》、《右江大志》、《梦菊全集》）撰《刑部侍郎张公翀传略》（载焦竑《献征录》卷四十七）。传文说张翀有“鹤楼集拾贰卷传于时”。清康熙年间，张翀曾孙张秉忠（康熙十一年举人）撰《张忠简公传》称“所著有《鹤楼集》十二卷，今藏版已毁。”古代书版一般可以多次刷印。因此，《鹤楼集》书版至迟在康熙前期已毁坏，这应该是此书传世绝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籍书目中记载《鹤楼集》，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最早。此书目上承《千顷斋书目》。黄虞稷（1629—1691年），字俞邰，号楮园，清泉州晋江人，康熙年间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以荐修《明史》及《一统志》入翰林院。其父黄居中（1562—1644年），字明立，号海鹤，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好藏书，积至六万余卷之多，编成《千顷斋书目》六卷。黄虞稷续有收藏，共计达八万卷。所编《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记载书目大多为千顷堂私藏。《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记载：

    嘉靖癸丑科三十二年：

    张翀《鹤楼集》十二卷。字子仪，柳州卫人，兵部右侍郎。天启初追赠尚书，谥忠简。

    《明史》卷二一〇《张翀传》未提及传主著述。《明史艺文志》未著录《鹤楼集》。黄虞稷参与《明史》纂修，以《千顷堂书目》为基础，广采众书而成《明史艺文志稿》。后来，王鸿绪编定《明史稿艺文志》时作了删改，把黄虞稷所编“无卷帙氏里可考”和“书不甚著”者都删除，还将黄虞稷所记书目下作者生平、爵里、科第、字号删去。张廷玉《明史艺文志》照抄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并作个别改动。原著录于《千顷堂书目》的《鹤楼集》后来未能记载于《明史艺文志》，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但是，现存孤本《鹤楼集》与书目及传记中提及的“十二卷本”有所不同。隆庆四年刻本《鹤楼集》装订次序，文置前，诗于次，公务作品（奏疏、公移）殿后。各卷版心刻独立起止的页码。卷一为十八篇论说，即析出收入丛书《宝颜堂秘笈》的《浑然子》。卷二为赋、送行序、书序，计十九篇。卷三为记、行状、说，计四篇。卷四为疏、铭、吊文、祭文、跋及柬等（收录《募修立鱼峰疏》一文，此“疏”非奏章之疏，而为“疏引”之疏，即募捐簿前的说明文字），计二十篇。卷五为五言律，计五十七首。卷六为七言律，计五十二首。卷七为乐府、五言古、七言古等，计三十八首。卷八为七言绝句，计四十一首。卷九为五言绝句，计十一首。此卷之后为“寄赠附录”，录友人题赠诗作，共三十七首。各卷版心“鹤楼集卷之”之下有一处墨钉，其用为留待全书雕刊完最后刻定全书卷次。但自卷二起，在版心最下端，相应卷次间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字样（未能确定是木刻抑或墨笔）。接下为《虔台疏集》两卷，上卷收录奏疏十五件。书端题名《虔台疏集》，版心《鹤楼集》下题“卷之一”。由本卷的题名，推考编刊者原拟以此卷为全书卷次之始，即“鹤楼集”为总书名，“虔台疏集”编为全书第一卷。《虔台疏集》下卷收录奏疏七件。版心“鹤楼集卷之”之下仍留墨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卷版心下端无承前卷次的题字（相应为“十一”、“十二”）。再次为《虔台公移》（公文、告示、牌记等）两卷。版心“鹤楼集卷之”之下同样有墨钉，版心最下端间有“十一”、“十二”字样。令人费解的是，居其间的《虔台疏集》两卷无相应的卷次标志。经审视书版款式及刻工等，此两卷与其它卷帙为同一版式。同时，此书分卷雕刻，格式却有未能统一之处。比较明显的痕迹是卷一、卷二、卷五首行顶格题书名，次行下端题“马平张翀著”，而卷三、卷六、卷八、卷九却未有次行作者题名。

    综上所述，这部《鹤楼集》与张翀传记及有关书目记录的“十二卷本”有所不同。此书存在“十二卷”的标志，与传记及书目记载有关系，也就是说同出一途，但实存十四卷。偶有数处断版和文字漶漫。通常正式完成印行世之本，卷次均有明确标记。此本分卷雕版，是未最后确定卷帙顺次的刷印本。也就是说，从书版的情况看，不符合通常正式印行本应有的款式。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鹤楼集十二卷”的明确著录，这是否意味着黄虞稷所见为编定并刷印行世的十二卷本《鹤楼集》，不得而知。存世的这部十四卷本《鹤楼集》数百年来传承过程及藏家不明，书中无国内藏家钤印也说明长期寂寂无闻，不为藏家留意（清代专嗜版本之藏家大多以收藏宋元版本书籍为尚，于存世甚多的明人集部并不专意）。至晚清，此书流入日本。书目中及传记中有关此书卷帙的记录与本书实际情况的关系虽有索解之处，却难有断定之论。因此，就本书现实情况而言，《鹤楼集》实为十四卷本。

三

    与张翀著作版本流传绝少不无关系，文献对其著述记载亦出现混淆。《明史艺文志》记载《张翀文集》二十卷，但未标识作者籍属。清代嘉庆年间编纂的《广西通志》时将此《张翀文集》二十卷归于柳州张翀名下，卷二〇八《艺文略》记载：

    张翀文集（明张翀）《明史艺文志》：二十卷。存。

    鹤楼集（明张翀）《千顷堂书目》：十二卷。未见。

    《广西通志》记载出自《明史》。《明史艺文志》集部著录明人诗文集以其生活时代先后排列次序。《张翀文集》置于“已上嘉靖、隆庆时”这部分内，《张翀文集》之后，依次为夏良胜、姚镆、王道、徐问、万镗、湛若水、韩邦奇等人诗文集。这些人物生活年代均为正德年间及嘉靖年间，其中姚镆（1465—1538年）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与柳州张翀生活于同一时期，科举及第亦为同时或者相先后，以至同官于一时人物的诗文集，如陆树声《诗文集》、吴时来《悟斋稿》等，编次于“已上万历、天启、崇祯时”这一部分内，可见《明史》编定《艺文志》时能明确此《张翀文集》作者为潼川人（正德六年进士，《明史》有传）。《明史艺文志》记录《张翀文集》时，也同样是删去黄虞稷原录的“太常”二字以及书名下作者简历。《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二“正德辛未科六年：《张翀太常文集》二十卷。翀字（缺），潼川州人，礼科给事中。谏大礼廷杖，赠太常寺少卿。”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的编者未能辨别，遂将《张翀文集》二十卷作为柳州张翀的著作予以录入。《艺文略》记载张翀《鹤楼集》，虽然标注据自于《千顷堂书目》，实际上是间接引用，而没能直接目据（否则同书《张翀太常文集》二十卷下的注语无论如何不应被忽视）。再者，《广西通志》艺文略记《张翀文集》“存”，也是据《明史艺文志》而作的推断。《广西通志》编修时上距《明史》刊行不久，编者即以此作依据：凡其书出自《明史艺文志》，在记载存佚情况时加注“存”。但是，《广西通志》的编纂者却忽视《明史》在《列传》八十有潼川张翀传，而《列传》九八有柳州张翀传的事实。

    自嘉庆《广西通志》著录之后，后来学者既无从得见原著，遂辗转因袭，积非成是。民国年间柳州人朱奇元刊印张翀《浑然子》，《题记》云：“考先生撰着此书外，见于《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者尚有《文集》二十卷、《鹤楼集》十二卷，然皆无从寻讨。”即从嘉庆《广西通志》之说。《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广西民族出版1991年7月第一版）也将《张翀文集》列入柳州张翀名下。

    正是因为有柳州张翀与潼川张翀之别，书目文献记录著作者张翀就有籍属待考的必要。《张翀太常文集》四卷见于清康熙、雍正年间藏书家金檀《文瑞楼藏书目录》卷九著录，注语云：“柳州卫人，癸丑进士，兵部侍郎，天启初追谥忠简。”柳州张翀与潼川张翀之不能辨别已有前述例，而我们不能断定书目批注者对潼川张翀与柳州张翀已有分别的前提下，则不能将此书作者遽然确定为柳州人张翀。

    隆庆元年（1576年）张翀重召入朝之后，以其本人自述，连续迁升四个职务，其中太常寺少卿为第四任。《虔台疏集》下卷《奏为再竭恳诚力陈不职乞赐罢斥以明考察事》（作于隆庆三年夏）云：“臣四十五岁，广西柳州卫人，由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嘉靖三十七年以狂愚获罪，谪戍贵州。隆庆元年蒙皇上恩德，起补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吏部验封司主事，历升稽勋司员外郎中，升太常寺少卿以至今职。”据谈迁《国榷》卷六五记载，隆庆元年正月五日，张翀召补为刑部主事。但在这年秋天，他还在入京的途次，证之于《重游焦山，畴昔谪戍过此留咏壁间，已十年矣，因感而赋之》诗“秋老黄花岸”之句（“十年”指自嘉靖三十七年—隆庆元年首尾十年）。次年二月，张翀升任右佥都御史，可知他在京仅数月时间，且连续升迁数职，其履职事务之繁剧可想而知，如果张翀曾刻有文集四卷，也就只能是在太常寺少卿任上会使用“太常”的标署款式。这是因为以职事作为集名标题，通常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时任职务；一是在世时或身后以其最高职务名集。如果是后者，因张翀曾任至兵部、刑部侍郎，则应题署为《张侍郎集》。

    同时，《鹤楼集》收录诗文中没有张翀在太常寺少卿任上将文集付刊的证据，却存在着一些反证。集中作于嘉靖四十三年序文两篇，是为都匀《鹤楼集》刊本而作，隆庆四年刻印十四卷本《鹤楼集》时移录卷前。如果张翀在太常寺少卿任上曾有文集刻印，依时人付刊文集通常之例，都会有序跋，也自然会移录于隆庆四年《鹤楼集》刊本中。

    《鹤楼集》收录的诗文大多作于谪戍贵州时期及往返途次，还有一些是巡抚南赣时期的作品，能明确作于京师的诗有《应诏朝谒二绝》等几首，这显然是公务繁忙无暇辞章之故。《虔台疏集》是张翀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韶提督军务时的奏疏（明代赣州府在隋代开皇年间称为虔州，故有“虔台”之称），作于嘉靖三十七年《奏为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以及隆庆二年任吏部员外的《奏为比例陈情恳乞天恩俯赐追赠前母以弘圣泽疏》也并入上卷。这段时间内张翀并无诗文作品，刊印《文集》四卷不可能。即使是太常任上辑刊以前的诗文著作，并冠以时任“太常”为集名，当然未尝不可。但是，隆庆元年如有文集付刊，时距仅三年于隆庆四年又辑刊《鹤楼集》，这在当时也不太可能。

    事实上，这部《张太常文集》四卷的著作者是潼川人张翀。《千顷堂书目》卷三十《表奏类》中著录有“张翀张太常奏议二卷”，书后题“（缺）川州人”，参据卷二十《张翀太常文集》二十卷的注语“潼川州人，礼科都给事中，谏大礼廷杖，赠太常寺少卿”，可知此《奏议》二卷作者为潼川人张翀。准此而言，《张翀太常文集》四卷署题方式正与潼川张翀生平履迹相符。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张翀太常文集》四卷及《张翀太常奏议》二卷国内已无收藏。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张翀太常文集》著录为：“明张翀著《张太常文集》二卷、《疏》二卷，隆庆六年序刊本。”从题序时间可以断定作者为潼川张翀，这是因为隆庆五年柳州张翀已升任兵部右侍郎，而刻于隆庆六年的文集不可能以“张太常”为集名。将此集与《文瑞楼藏书目录》著录的《张太常文集》四卷相比较，可以认定为同一部文集。《张翀太常文集》四卷是“文”与“疏”合计，而内阁文库是将“文”与“疏”分列卷帙。

    这部《张翀太常文集》四卷的刊刻者是穆文熙（1528—1591年），字敬甫，号少春，东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所著《穆考功逍遥园集选》卷十二有《刻张太常文集序》云：“余读张太常集至大礼诸《疏》，而知君臣之感悟，······知斯言都可知公《疏》矣。公又有诗文二卷，其在瞿塘者居多。······可与诸《疏》并观矣。刻成而系以赠官，所以表公之忠谏终得显于今日，而亦未为不遇云。”据序，此刻是《疏》（两卷）与诗文两卷合刻，亦即《千顷堂书目》（将《奏议》即《疏》两卷析出置于《表奏类》）、《文瑞楼藏书目录》及日本内阁文库所著录的藏本。至此，可以断定《张翀太常文集》四卷的作者并非柳州张翀。

四

    张翀诗文在晚明及清代都有一些诗文总集及史籍志书采录。万历二十五年编纂的《贵州通志》收录张翀有关黔地黔人的诗文，应该是采自于《鹤楼集》都匀刊本，并为后来纂修的志书及有关黔地诗文典籍传承。《奏为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为明刊本《皇明两朝疏抄》卷十二引录，题为《亟处大奸巨恶以谢天下疏》，文字相同；又见于《皇明嘉隆疏抄》卷二十，题作《奏为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地以靖虏患疏》（标题“下”作“地”，并录嘉靖谕批），文字稍有相异，这是据自明代宫中原奏转录。明末陈继儒（155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也是《鹤楼集》的读者之一。他编辑《眉公秘籍》（一名《宝颜堂秘籍》）时将《鹤楼集》卷一析出，并以首语“浑然子”而命名为《浑然子》（卷端题“陈眉公订正浑然子”），收录于丛书《普集》中，刻于明泰昌元年（1620年），为绣水沈氏刊本。后世传刻，均据此丛书本。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据浙江鲍士恭呈送丛书藏本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存目》。

    明清易代之际，古籍大量毁于兵燹，通常印数不多的私家诗文集因此存世更少。《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纪事》是三部著录诗家最多的诗文总集。康熙年间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及藏书家，康熙间鸿博，授检讨，与修《明史》）编纂《明诗综》收录张翀诗作，是直接引据于《鹤楼集》。朱彝尊与黄虞稷为挚友，登千顷堂而得观黄氏藏书，他编纂《经义考》及《明诗综》时，凡人物爵里姓氏以及序次先后多依从黄虞稷之说。《明诗综》卷四十九录张翀《别贵竹诸友》、《登焦山夜归》及《有怀》三首，是采自千顷堂藏本。此前，清顺治年间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著名学者，明万历进士，南明弘光礼部尚书，降清任礼部右侍郎）编纂《列朝诗集》，采录诗人约二千家而不及·张翀。他于顺治五年（1648年）访书于千顷堂，撰有《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其中云：“戊子之秋，余方有采诗之役，余于是从仲子（黄虞稷）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如此时《鹤楼集》已入藏千顷堂，则钱谦益理应寓目，并选录入《列朝诗集》。钱氏采录诗家，上自皇帝藩王，朝臣官宦，旁及布衣、僧侣、仕女，无所不及。其中有的人依钱氏所说，即使在当时也已“身名俱沉”，很少为人所知，故选录其作，“间有借诗以存其人，姑不深论其工拙”。按钱谦益的采录标准，如《鹤楼集》为所寓目，当无不入录《列朝诗集》之理。朱彝尊《明诗综》为康熙刊本，前有朱氏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序，以此则《鹤楼集》入藏千顷堂可能是在顺治五年之后至《明诗综》付刊之前。晚清收藏明人集部甚富的藏书家陈田（1849—1921年，字松山，贵州贵阳人，同治七年进士）编撰《明诗纪事》一八七卷，录诗人四千余家亦不及张翀，显然是未见《鹤楼集》之故。乾隆年间《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二十八录《别贵竹诸友》、卷五十八录《登焦山夜归》，乃据《明诗综》转录。此外，傅王露（会稽人，字良木，号玉笥，康熙进士）编纂的（雍正）《西湖志》卷三十五录《西湖》一首。乾隆《金山志》录《同涵虚诸进士登金山》，《鹤楼集》题为《登金山同涵虚诸士》。《南岳志》录《石鼓书院》一首，集中题作《登石鼓怀朱、张二先生》，诗句多于《南岳志》引诗，且相对应之句文字亦有异同（如集中句“整冠拜祠下，想慕伤我心”，《南岳志》作“江水流何长，独坐伤我心”）。乾隆《金山志》及《南岳志》所引，当是据自于题壁诗。雍正《江西通志》中引录的张翀的《奏建定南县疏》，核比文字，也是据自于旧志或者官方档案。

    隆庆刊本《鹤楼集》于晚明至清初时在很小范围为人所征引，还通过公私目录里绝少著录此书得到印证。笔者所见明末至清代并及当代公私古籍目录，《鹤楼集》只见载于《千顷堂书目》。明末清初的大藏家如范钦（1506—1585年）天一阁、项元汴（1525—1590年）万卷楼、徐勃（1570—1654年）红雨楼、毛晋（1599—1659年）汲古阁等的藏书目录里，都未见到此书的收藏著录。查引用古籍版本书目、题跋记、读书志、书影等类102种编成的《古籍版本题记索引》，也未见《鹤楼集》的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曾任桂林府通判的著名藏书家汪森（1653—1726年，字晋贤，号玉峰，安徽休宁人，徙居浙江嘉兴，贡生，有裘杼楼藏书）广事收集事涉广西的诗词文章及杂载，编纂为《粤西通载》（即《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他在《发凡》中说：“明世登春秋两闱者甚众，而求其著作，仅见戴时亮、蒋文定、李月山、张羽王三四种而已。若冯俊、陈琬、陈瑶、包裕、张澯、吴廷举、蒋升、萧淮、张星、屠楷、陈邦偁、徐养正、吕调阳、张翀、舒应龙、萧云举诸人，位既通显，品多方正，而欲觅诸家之集，索之粤西不得，访之我浙之藏书家亦不得，今间有采者，亦散见之一二耳。”藏书家于广西本土及江浙富于藏书之地，尚有索求之叹，足见《鹤楼集》流传绝少。即如柳州本地，也未有睹其容者。乾隆《马平县志》艺文收录张翀《募修灵泉寺小引》一文，非引自于《鹤楼集》（《鹤楼集》此文题为《募修立鱼山疏》，且文字亦有异同）。张秉忠《张忠简公传》记载张翀《鹤楼集》十二卷之说据自于史传，并非亲见其集（详下文）。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在全国范围内广征公私藏书，《鹤楼集》同样未出现（《四库采进书目》无载）。因此，自晚明及清以至当代，可以说《鹤楼集》迄未出现于广西史志编纂者视野之中（雍正《广西通志》卷七九《张翀传》未记著述，嘉庆《广西通志》卷二〇八《艺文略》称“未见”），进而则谓为久佚之籍，其如《广西历史人物传》第二辑《张翀传》称《鹤楼集》“原书已佚”。

五

    就直接使用的文献而言，以往张翀研究的资料主要是史籍旧志录存的一些诗文散章，以及篇幅有限而且内容略同的传记。因此，《鹤楼集》将以丰富的文献促进我们对这位乡贤的研究。

    《鹤楼集》收录的诗文以及公务作品，为考证研究张翀从进士及第到巡抚南赣期间张翀的生平事迹以及探讨作者的思想提供丰富的史料以及重要佐证和依据。就区域史而言，对明代南赣地区社会情况以及广西乡土历史的研究极具文献价值。

    集中收录的单篇诗文大部分作于谪戍时期。这些诗文记录了他在贵州都匀等地的生活以及交游活动，反映出当地士子、绅民以及官员对这位气节之士的敬重。其如《读书堂记》记其贬戍生活：“岁戊午，遣戍是邦，自谓闲暇，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则又瘴疠频作，疾病相仍，且为啼饥号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定，残躯稍甦，聊于城市僻处，相其林木深邃者，构地一隙，筑草亭半间，携破箧残篇，时一展读。”山国风光，在张翀笔下则令人有出尘之思。如《龙山道院记》写道：“自山岭以至其麓皆凿石蹬，曲折盘桓，可数千尺。循蹬而转，各树以柏。殿后有石坡，高广平坦，其文青赤，登之使人旷然。然石下有泉出，冷冷然洁也。院左右皆古木藤萝，时有清风至，声如万壑之涛起伏而不可为状。树多乌猿白鹇，往来其间。凭栏望之，若素相狎者。工既成，鹤楼张子负甑而来，以习静其间。就楼上设一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云数片，从窗入楼中，徐徐进榻旁，与余相依。逮平旦，则又飞去，半锁山腹，使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汉间也。”《除夕》述思乡之苦：“十年俱作客，此夜倍伤神。边戍家何在，慈闱望独频。寒灯妻共语，椒酒仆重申。为说穷冬尽，明朝是好春。”《春耕》写躬身耕作：“早来驱犊出城郭，柳陌昏昏露气清。沟满野田三月雨，犁残春晓一山晴。儿童远馌村家饭，牧竖横吹牛背声。何事投荒恩泽厚，病躯犹得效躬耕。”《登龙山》抒登游之兴：“九日龙山顶，峰高天上游。扪萝飞绝壁，促席宴危楼。紫气昆仑雾，黄花贵竹秋。苍茫猿啸处，海岱一腔收。”胸襟气格，确属不凡。都匀龙山原名蟒山，张翀登览而易名“龙山”，可谓真识兹山者。后来者如都匀知府陆柬“叹张子之忠忱旷怀，兹山遂借重，为万古名胜矣。”邹元标则称“先生忠信孝友，光明朗恺，兹山见赏于先生固宜”，并将张翀题咏龙山诗文编入《龙山志》，“请以为千古证。”张翀读书教学之余，与诸生搜奇于山水之间，于都匀红叶山东麓留手书十六字摩崖：“仁智之情，动静之理，栖此盘谷，饮此泉水。”都匀士民仰慕张翀道德文章，为建读书堂及龙山道院，作栖身传学之所。交情诚如《别贵竹诸友》诗所说：“十年与君游，千里与君别。把袂意不舍，含杯气欲绝。渐隔潇湘云，空唱夜郎月。一曲瑶琴弹，知音对谁说。”情真意挈，流露无遗。读书修道生活对张翀世界观有极深刻的影响。《鹤楼集》的十八则论说《浑然子》即作于此期间。《四库提要》称“皆设为主客问答，旁引曲证，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规仿刘基《郁离子》也”。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是书仿刘伯温《郁离子》体，自成一子，凡十八篇，各为标目，皆反复引证，以推阐事理之所当然。其议论虽不及伯温之正大，而汪洋恣肆则过之矣”。

    《鹤楼集》的诗文对考证张翀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纠正传记的讹误。张翀出任“大理寺少卿”一职的说法见于多家传记。郭棐《刑部侍郎张公翀传略》作“丁卯穆宗登极，召补吏部验封郎，晋大理寺少卿，寻转右佥都御史。”《粤西文载》传同此。张秉忠《张忠简公传》：“穆宗立，召补吏部稽勋司主事，历考功司员外，转文选司郎中，晋太常寺少卿，迁大理寺少卿，寻擢右佥都御史。”雍正《广西通志》卷七九《张翀传》依据旧志称“穆宗即位，召为吏部主事，再迁大理少卿，隆庆二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柳州府志》、《马平县志》并同。《明史》本传亦作“穆宗嗣位，召为吏部主事，再迁大理少卿。隆庆二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嘉庆通志》传同。但是，张翀本人的自述履迹并未提到“大理寺少卿”这一职任。《虔台疏集》上卷《奏为比例陈情恳乞天恩俯赐追赠前母以弘圣泽疏》题款“隆庆二年任吏部员外郎”。《奏为交代疏》（隆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臣先任太常寺少卿，隆庆二年二月初五日准吏部咨为缺官，事该本部等衙门会推，题奉圣旨‵张翀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写敇与他。钦此。′”可见张翀是从太常寺少卿升任右佥都御史。《虔台疏集》下卷《奏为再竭恳诚力陈不职乞赐罢斥以明考察事》（作于隆庆三年夏）云：“臣四十五岁，广西柳州卫人，由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嘉靖三十七年以狂愚获罪，谪戍贵州。隆庆元年蒙皇上恩德，起补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吏部验封司主事，历升稽勋司员外郎中，升太常寺少卿以至今职。”记载与诸传有异，而当以张翀自述为确切。明刊本《国朝列卿记》“太常寺少卿行实”记载张翀职名，而于“大理寺少卿行实”未载，与张翀自述相吻合，证实张翀未提及“大理寺少卿之职”并非出于自述省略。

    《张忠简公传》称张翀“年十九登嘉靖已酉科乡试第九名”。已酉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以此推算则张翀出生于嘉靖十年（1531年）。据张翀隆庆三年时“年四十五”的自述，推定他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又《鹤楼集》卷七《示侄应杰》（作于贬戍南来途次）有“余年逾三十，德业罔所裁”之句，如从张秉忠之说则此时张翀尚未及三十岁。由此证明张秉忠未见过《鹤楼集》，而张翀不可能记错自己的岁数。

    《鹤楼集》对探讨作者的思想行迹提供了重要佐证。弹劾严嵩是张翀政治生命最为重要的一举，一生荣辱与此关系极重。但是，以往所见如《明史》本传、《马平县志》卷七《乡贤》等传记引录的弹劾严嵩奏疏与《鹤楼集》的原奏《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差别极大。原奏近1500字，节录本仅470余字。节录处不仅是删削节略，而且对原奏文句进行了压缩式的改易，因此从标题到疏奏内容都有失原奏风貌之处。

    《鹤楼集》中的《虔台疏集》、《虔台公移》对明代南赣地区社会情况的研究极具文献价值。南赣巡抚是明代闽粤湘赣四省边界地区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自明弘治八年（1496年）设立，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地因大量流民而造成积年的盗贼问题。朝廷向来以重臣出任此职。著名的理学家王守仁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任过此职，并因为极难处置，在给友人信中有“残躯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责而去”之叹。嘉靖末年，这一带发生了震动江西、广东两省的“三巢”叛乱，即龙南下历赖清规和高砂谢允樟，会合广东和平岑岗李文彪，而号为“三巢”。张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隆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南赣巡抚。在清剿积年大盗赖清规、谢允樟之后，张翀上奏在原地设立定南县，并利用盗区当地已经形成的村落，编户齐民，加强教化，以此达到增加财源，安定当地长期动荡不安的形势。这时期，张翀还应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桴咨请，派兵解倭寇惠州之围。《虔台疏集》及《虔台公移》的奏疏及移文，具体记载了以“本院生长南边，兵事贼情素所愔练”（《虔台公移》）而自许的南赣巡抚的政治施为，诸如求访治策、贤员荐举、查办贪污不职、军事行动、钱粮田赋、地方治安防范、处置土豪、编定里甲、创立县治、修葺城池、设立学校以至官署制度等，细大毕举。以往有关南赣地区流民问题论著对张翀剿办“三巢”研究引用的仅是旧志载录的《奏建定南县疏》等，而《虔台疏集》及《虔台公移》的丰富史料必有助于区域历史地理特别是流民现象问题研究的深入。同时，集中的《乞处广西地方并甄别两广人材疏》（隆庆三年九月十八日）对当时广西社会形势作深入分析，并向朝廷荐举能员出任广西要职，以安定动荡的局势，还有《成都教授屏山府君行状》、《送邑博凤麓刘先生膺奖序》、《祭徐太夫人文》、《奏为比例陈情恳乞天恩俯赐追赠前母以弘圣泽疏》、《奏为恳乞天恩俯录孝友至情以裨风化疏》等也都是向未曾见的地方文献，对广西以及柳州的历史地理研究颇足参资。

    总而言之，在存世尚多的明人集部中，一部《鹤楼集》的去取于明代诗文史事研究的影响姑且不论，但对柳州的历史文化而言，却至关重要。它的重现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这次影印《鹤楼集》时，将《鹤楼集》之外张翀的其他诗文（作年均在《鹤楼集》付刊之后）附录于后，因此，张翀存世著作以此为全编。

    （刘汉忠执笔）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五年六月

（201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