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交通肇事案（大唐遗事录其一）

一千多年前的交通肇事案（大唐遗事录其一）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六月的一天，在河西道西州州治高昌县（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故城，是年改名前庭县）县城内，艳阳高照，天气闷热，南门口闹市区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在南门口大道旁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居民史拂八岁儿子金儿和曹没冒八岁女儿想子正在玩耍嬉戏，突然间一架脱缰的牛车急驶而来，任凭车夫拼命地拽扯召唤，牛车依旧像发疯似的冲向人群，人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而两个正在打闹的孩子毫无防备，瞬间被牛车撞到，车轮从孩子身上碾过。

事故发生后，两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到县衙状告车夫康失芬，要求赔偿损失。车夫康失芬，三十岁，在粟特商人靳嗔奴手下当雇工。当天，他驾驶牛车准备将雇主家的土坯运到城外，返回时不料牛突然狂奔，才酿成这一重大事故。经县衙官员勘验，被轧伤的金儿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裂，性命难保；想子则是腰骨折损，同样有性命之忧。史拂提交的状纸上书：“男金儿八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曹没冒也同时呈递了状纸，内容与史拂的状纸大致相近。

县衙接案后，指派了一名叫做“舒”的官员负责调查审理，“舒”先后三次提审了肇事者康失芬，康失芬承认了肇事的事实，并辩解称牛车是借来的，自己对牛的脾气不熟悉，而且牛车失控奔跑时，他虽奋力拽拉，但“力所不逮”，招致大祸。最后他向“舒”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

这里所说的“保辜”，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种保护受害人的制度。凡斗殴伤人等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假如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不治身亡，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这种制度即是保辜，所定期限则称为辜限。《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期为十日，用他物殴伤人限期为二十日，用铁器或汤火伤人限期为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限期为五十日。受害人在限内死亡的，被告应按杀人罪论处；限外死亡，或虽在限内死亡，但由于其他原因的，仍依伤害罪论处。此外，若受害人的伤情在限内平复，应减轻被告的刑罚；若受害人致残则不能减刑。

回到案子上来，“舒”同意了康失芬的请求，由保人何伏昏等出面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靳嗔奴和康失芬暂且释放回家，但规定两人在五十日保辜期限间，须尽全力医治两名患儿，并不许离开高昌县城。如有逃跑者，担保人将获替罪且受杖二十的处罚。至此，该案也告一段落。

这件一千多年前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是如何得知的呢？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509号墓，出土了一份《唐宝应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目前馆藏于新疆博物馆），案卷首页和中间已残缺，结尾还比较完整，全文共有3页58行，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唐代公文官员署名一般只书名而不书姓，所以无法知其姓氏）。案卷向我们展示了这起驾车伤人案件的详细审理过程，至于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以及肇事人会得到怎样的处罚？案卷没有记载，我们也只能猜测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罢。

通过这份案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诉讼程序都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和完成的，也反映出了唐代刑法诉讼制度的完备和健全。特别是对于交通肇事案件适用的保辜制度，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有机地结合起来，责令肇事人积极救治受害人，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损失，也可以大幅度缓解双方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唐朝是我国古代陆路、水路发展的极盛时期，万国来朝，交通发达。唐太宗诏命马周颁布的《唐律（贞观律）·仪制令》规定行人“入由左，出由右”， 即进城门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以及“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等，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交通规则。另外，高宗时长孙无忌等撰成的《唐律疏议》还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意思就是在闹市区无故飙车马的，处以鞭笞五十下；若因飙车马导致他人死亡的，则视为故意杀人罪，仅比持械相斗杀人的罪行减轻一等，也就是流放三千里。一边流放还要附加三年“居作”的处罚，即佩戴枷锁劳改三年。

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发生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西州高昌地处西域交通要道，商业繁荣，人口众多（高昌县城大约有四、五万人，居民多为汉族），远离动乱中心，虽不断遭到吐蕃袭扰，但也还算能够安居乐业，日常生活有条不紊，社会治安平稳有序，这些都可以从出土的《唐宝应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等文物中得以佐证（792年〈唐德宗贞元八年〉高昌城被吐蕃攻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