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疆域沿革图》考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编制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各类地图逐渐增多，五花八门，这些地图多冠以“支那”、“清国”的称号，并大量销往中国，影响颇大。而以表现中国历朝历代疆域变迁情势的历史地图亦大行其道，出版种类繁多芜杂，且以学校教科使用为优先。在出版的众多历史地图之中，特色鲜明、优良精审并多次再版的颇具代表性的非教科用大开本历史地图集，恐怕就非《支那疆域沿革图》莫属了。

     由明治时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重野安绎（1827—1910）与河田罴（1842—1920）二人合著的《支那疆域沿革图》（以下简称《沿革图》）初版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东京富山房出版，八开精装本，另附32开《支那疆域沿革略说》（以下简称《略说》）一册，“此图供读史之用，其历代沿革概略，别作略说一卷，以备本图参稽。”①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总共再版发行了十次，其具体出版情况如下：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七月初版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八月订正再版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三月三版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九月四版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十一月五版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四月六版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一月七版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四月八版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七月九版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十二月十版

     笔者所藏即有明治二十九年初版（缺略说）和明治四十四年十版（有略说）两种，从出版时间看集中于1902年至1906年这五年间，正值中国赴日留学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日本出版涉华地图较为集中的时期。先后出版发行的十个版本从装帧到图幅绘制、编排内容基本保持一致，无较大的变化或改动。

     《沿革图》共有单面套色石印地图十九幅，依次是夏代图、周代图、周末七国图、秦代图、两汉图、三国图、两晋图、汉燕凉赵成图、苻秦图、三燕二秦四凉夏图、南北朝图、隋代图、唐代图、五代十国图、宋辽图、南宋金图、元代图、明代图、清代图。.编绘者列为十六图，“晋末十六国疆域，颇极复杂，故汇为三帧，附晋代图之次。”②也就是“汉燕凉赵成图、苻秦图、三燕二秦四凉夏图”这三幅是作为两晋图的附图，实际上亦可算作独立的图幅。“汉燕凉赵成图”是指前赵（汉赵）、前燕、前凉、后赵、成汉五国；“苻秦图”即前秦；“三燕二秦四凉夏图”是指后燕、南燕、北燕、后秦、西秦、后凉、西凉、南凉、北凉和夏十国。

     各图图幅比例尺除元代图外，其余均为1094万6900分之一。元代图因“元代封疆广远，非他代之比，今据德意志人某所撰元代地图，别制一图。”③比例尺为2022万2027分之一。各图同时采用日本里（一日本里等于3.93公里）和支那里（华里）对照，经纬度表示则以格林尼治0度经线为基准。

     图幅内容的编排绘制按编者的说法是“此图方今地名记以墨字，揭清国省府及塞外著名地；历代地名记以朱字，亦举都府州郡，县以下略之，但其名山大川及紧要之地等摘载之。”④即以黑色字体表示今时的地名，红色字体表示历代的地名，此乃中日两国编绘历史地图时对古今地名表述的一贯手法；继而又说明“画朱线于四周者以表一代疆域，但一盛一衰，虽有忽得忽失者，率就其盛时记之。”⑤即以红色线条勾画该朝代最大的疆域范围，范围内涂以赭黄色以为明示。

     图中表现的各朝代疆域范围，与现今国内出版的历史地图多有出入，以中国地图出版社《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为例相比较，如秦代，出入明显的是《沿革图》把云贵一带排除在外了；如三国、西晋，没有包含西域长史府；如唐代，安北都护府所在的蒙古一带、西南的云贵一带未包括进来；如明代，没有表现出努儿干都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地方在当时日本出版的其他历史地图中亦有类似体现，也多多少少对同时期及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国内历史地图的编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底图采用甲午战争后的清朝版图为基础，“支那历代沿革图，有我安政中二宫氏校刊《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及彼土明末王光鲁撰阅史约书，清同治中马征麟撰《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光绪五年杨守敬、饶敦秩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然详略不一，且止于长城以内，不能知塞外形势。杨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汉唐，其版图远及四边；又塞外诸国，为历代通患，竟至辽金元清，皆进取本部，尤不可不审其形势。故此图，以清国版图为基，详载塞外诸国沿革。”⑥

     这段话，展现出编者遵循“华夷秩序”这一传统的历史观以及用实证主义研究和把握历史变迁的态度，所谓华夷秩序就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自汉代开始直至清末存在于东亚的以中国为中心与诸邦国形成的一种稳固的朝贡关系体系。“天地剖判，厥有华夷，华内而夷外，阴阳之大分也。”⑦所以，辽金元清实际上是“夷狄入中国主天下”，而辽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时期就成为华夷秩序崩塌的时期。

首先，重野安绎作为“兴亚论”的积极鼓吹者，其强调满清为“夷狄”而非正宗之“中华”，反映出了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形象在日本人心中已彻底打碎，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继承者和正统东亚文明的拥有者。突出表现就是取“支那”而不用“中华”或“中国”来称呼当时的清王朝，重野安绎为金子弥兵卫《支那总说》所撰序文中指出当时日本学界不复以古代佛典中的尊称支那为据，而是“通曰支那，从海外各国之所称也”。实质则暗含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观替代旧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而日本的使命就是要“存中华，挫夷狄”，此“夷狄”不仅指西方列强，也隐喻满清鞑子这个外来者，故“兴亚论”等思潮在当时颇有市场，并得到了不少日本人和中国反清志士的青睐。

     其次，明治时代受西方影响甚深的流行一时的“支那本部”的概念并未被编者采纳，而依旧采用原有的朝贡体系，起于九州之制，讫于清之一统，以清朝版图为底图，得以涵盖周边各邦国及少数民族政权。其用意是通过对历代疆域变迁的强弱大小态势，彰显中日两国华夷思想的不同，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日本更倾向于重视兵学、崇尚武力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事性、主动性、进攻性的特征。编者指出汉唐元清的中国疆域辽阔⑧，威震四海，无一不是靠强悍武力而得之，而周宋等疆土日蹙，外患不已皆是重文轻武，文恬武嬉所造成。

     重野安绎在阐述其立意及目的时如此言道：“吾尝谓凡建国本于武则强，基于文则弱。……汉唐元清用武力，故汉唐则远略四裔，拓地万里，威武烜赫，至后世外人概称其土曰汉唐。元清则强悍武断，勃兴于塞北，遂混一禹域，版图极广大。……斯可以知文武得失所在矣！而世儒者偏主文德，动辄举穷兵黩武之说，此其意在警戒人主而不达建国之本，知武之害而不知文之弊者，非笃论也。……虽然强不常强，如图中台湾一岛，清始得之，而今失之，岂非以前雄武而后文弱故邪？览者又可不思其所张弛哉？！”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一番洋洋洒洒，意气轩昂，其以史为鉴，提倡尚武、推崇扩张的论调跃然纸上。实际上，经过明治维新而成功迈向强国之路的日本，正是以穷兵黩武之势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自我毁灭的深渊。不过，重野安绎所言，就当时而论，虽非完全正确，但一国因闭关自守而落后，一国因文明开化而进步，落后就要挨打，进步自然昌盛，是有一定道理的。

     《略说》初版本为日文，再版后为便于中国人阅读而改为汉文，共119页。其实就是《沿革图》的文字说明书，简述各图疆域大小，建置大略，四裔形势等等，其扉页“例言”既已言明：

     “一《支那疆域沿革图》成，历代版图广狭则得就图知之，至其盛衰变迁、攻守胜败等，非图上所能载，因作此编以附之。

     一自夏代至清代，上下四千年间，其事纷庞，其书浩瀚，固非一小册子所能悉。今据正史，参以通鉴等诸书，节取关历代地理者，尤务简括识大要，以资史传参勘。

     一秦代置郡，两汉仍之增益，犹得按史以知其分合。晋末乱离，州郡棼殽无有统绪，至隋更州郡之名，而其实相同。唐以后有道路省司之设，则载之以括州郡。

     一书中里数一从汉史。”

     重野安绎与河田罴合著的这套《支那疆域沿革图》及其略说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官方及民间极大地兴趣和重视，武汉舆地学会（图中作“中国舆地学会”）购得版权，修改和更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以《校译支那疆域沿革图》的名称于1905年出版面世，其间亦再版数次，广受读者欢迎。据说清廷也将此图作为奖品奖励给士子以资勉励之用，陕西的谭善述中己酉科（1909年）拔贡，朝廷即以此图相赠，意在鼓励他睁眼看世界，奋发有为，励行新政，报效朝廷。⑩

     注：

     ①②③④⑤⑥《沿革图》例言。

     ⑦《筹海图编·序》明·郑若曾著

     ⑧此处的清代疆域指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

     ⑨《沿革图》重野安绎序

     ⑩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3d921e0101dls3.html

（201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