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详解（一）

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按记述的内容不同可分为综合性志书和单一性志书。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无所不包，无一不漏。全国志、省志、县志等即属此类。单一性志书记述的范围则非常广泛和庞杂，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和非行政区域。总而言之，地方志分门别类，包罗万象，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

    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通俗地说即采用新式标点和白话文，大量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编写，并以西式书籍样式印刷装订的，一般而言是在民国建立以后才真正出现。民国17年(1928年)行政院通令各省、县一律修志。并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22条，对修志机构设置，志书内容、纲目、编修方法、审核办法及文字表述、印刷等做了详细规定。民国33年（1944年）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志书分省志、市志、县志3种，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编成的志书要报内政部核实后方能印行。民国35年（1946年），内政部又重新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要求各省、市、县未成立通志馆的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以备修志。但是，编纂出版的省级新式地方志却较为鲜见，特别是丛书性质的分省地方志合集就更为罕见。除了白眉初主编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外，其他的就寥寥无几了。

    让人意想不到而又毫不奇怪的是，在上个世纪初和四十年代，由日本人编纂了两套中国的省级地方志丛书，即由东亚同文会出版发行的《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这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修撰的、用外国语言编写的中国省级地方志志书。这两部志书以先进的近代科学调查方法实地走访研究，严谨细致，信息全面，翔实可靠，可谓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方志，是研究近代中国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

    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间先后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共18卷，分别是：第1卷广东省 (附香港澳门)、 第2卷广西省、第3卷云南省 (附海防)、第4卷山东省、第5卷四川省、第6卷甘肃省 (附新疆省)、第7卷陕西省、第8卷河南省、第9卷湖北省、第10卷湖南省、第11卷江西省、第12卷安徽省、第13卷浙江省、第14卷福建省、第15卷江苏省、第16卷贵州省、第17卷山西省、第18卷直隶省。

    昭和16年（1941年）起，东亚同文会又着手开始编纂新修订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到日本战败前出了9卷，即第1卷四川省上、第2卷四川省下、第3卷云南省、第4卷贵州省上、第5卷贵州省下、第6卷 陕西省、第7卷甘肃省宁夏省、第8卷新疆省、第9卷青海。日本战败投降后，编纂出版工作中断，未能出齐。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由近卫笃麿（近卫文麿之父）任会长，长冈护美任副会长，其主要纲领为：一、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从事各种调查、制定计划，助成各种事业；二、在上海设同文馆，以图两国志士的合作；三、在东京创办《时论》，在上海创办《亚东时报》两个杂志；四、在上海设同文学堂，作为两国人民的教育机关。该机构在大肆搜集情报，成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和从事文化侵略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最重要的一个间谍机构。

    1901年，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以招收日籍学生为主，四十余年间培养了大批所谓“中国通”，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调查活动，自1901至1945年间，由东亚同文书院派出的学生五千余人以旅游访问等名义，先后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线路达700余条。《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就是他们“不辞辛劳，勤勤恳恳”爬山涉水，费尽心血的结晶和成果。客观上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日本的侵华行动作好前期准备，当好马前卒。在侵华战争中，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战后东亚同文书院为中国政府所接管，书院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召集了原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于1946年11月在爱知县丰桥市成立了爱知大学，并发展至今。

    同文书院干事长小川平吉在《支那省别全志·序》（1917年）中说道：“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明治33年，迄今已18载。在此期间，各府县选拔优秀分子到上海接受培养教育，迄今已逾千人。每年夏秋分派即将毕业的学生到支那各省作实地考察。从山川城邑到人情风俗，从物资特产到农牧收成、水陆交通等，巨细靡漏，无所不包。彼等北渡黄河，逾阴山；西越秦岭、履蜀道、攀峨嵋；南踏滇粤之区、历苗瑶之野，栉风沐雨，勇往迈进，足迹几乎遍布支那各省，调查稿件达20万页余。本书即以此调查报告为主，在旧方志基础上加以新的内容修订而成。

    支那自古以来重视地志，是世界上所存地理书籍最齐备的国家，上代有《禹贡》，汉代有《水经》，以后历代志书尚可举出如：《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真可谓汗牛充栋，浩瀚无垠。然而至近世却无完整的地志著作问世，尤其是缺乏现实情况的记录，此不能不为国内外人士深感遗憾。

    本会编辑本书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补阀拾遗，以便于开展对支那的全面研究，应当务之急。而其大成工作，尚待来哲。”

    虽然他们编写这两部地方志的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进行对华侵略而服务，但不得不说他们无意间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能让我们系统、全面、完整地了解当时中国各个省份的现势实情。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分为上下两册，昭和18年（1943年）10月出版，三十二开精装本，发行量1800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著兼发行，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名誉教授马场锹太郎任总编。全书有自然环境、人文、都市、产业资源、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及度量衡、交通运输附邮政及电政、历史及名胜古迹9编。其中上册含第一至第四编944页并索引38页，下册含第五至第九编599页并索引20页。还有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的照片、地图不等及多达200余幅的表格。此外，另附赠四开大小的贵州省地图一幅。

    编者在“凡例”中说明：“贵州省同属由四川、云南、西康、广西诸省组成的所谓‘支那’西南地区。而有关西南地区开发的问题向来就与西北诸省开发同样得到重视，特别是‘支那事变’之后，迫于急需调配抗战物资的重庆当局，一则设立了为增强抗战效力的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再则基于抗战建国纲领以达到锐意致力于西南诸省的经济、产业开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要取得一如预期的成果尚有许多横亘于眼前的困难，此在于贵州省长久以来就是世人皆知的穷乡僻壤，相关的各种资料与其他省份相比一直都较为鲜见，自然公诸于世的文献亦相当贫乏。且因贵州省与四川、云南、广西诸省同为内地大开发的中心对象及重要省份，故本全志效仿四川省的编制体例亦编为上下二卷，以最大限度地详细记述本省实情。”

    由此可见，编者对于西南这个抗战大后方的重视程度之不一般，“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叩响贵州历史之门》贵州民族出版社）因此全面了解与掌握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直至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对于侵略者而言是迫切而急需的。可以想象，这些精通汉语的日本人极有可能化装为商人或平民，甚至还深入到了一些偏远的乡村，考察调研的范围可谓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丝不漏。才得以编制出版了这厚厚两大卷高质量、高水平的“贵州省志”，同时期按现代方志体例编纂的贵州省地方志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一国的省级地方志书籍，却要由外国人，而且又是侵略者来书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啊！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反映贵州上世纪三、十四年代人文景观、社会万象的珍贵而难得的历史画卷。

    笔者粗通一些日文，在此不揣冒昧，对该书各个章节进行简略的叙述与梳理，透过侵略者的视角，便于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贵州的过去，展望贵州的未来。

（2013年9月9日）